阎连科是个军旅作家，农村和军队是他创作的天地。曾经两获鲁迅文学奖、两获上海市长中篇小说奖，还有其他的很多奖。他的小说，常常把人性的黑暗写到绝处，令人战栗、疼痛。他的小说，又常常把文学想像力和极强的社会针对性融合在一起，敏锐而有冲击力。2003年《收获》第6期扩大版，刊发了阎连科的长篇小说《受活》，它仿佛是一个寓言，有着形而上的深刻指向，但具体的局部又有非常强的社会针对性，超越了表象的真实。

在最近揭晓的“200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”评选中，《受活》位居长篇小说排行榜首。

关于《受活》的对话

（阎连科———《收获》编辑钟红明）

钟：你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变化，最初的生存写实，后来的充满想像和寓言、荒诞色彩，这应该是一种文学观念上的变化。就从你的三部长篇《日光流年》《坚硬如水》《受活》来说，你自己是否有清醒的想法在内？

阎：现在我越来越觉得，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力，受制于现实主义。说得过火一点，我认为什么时候打破现实主义，冲破现实主义，才有发展。现实主义首先谈到真实问题，通过写作，我觉得真实完全不在于来自生活，而是来自作家的内心。只要心感到真实，一切都是真实的。

钟：大的方面说《受活》好像是一个寓言，虚构的，但每一个具体的构成，有对社会现实尖锐的批判和针对性。在小说中你写到的耙耧山脉的“受活”村，显然是虚构的，但是否有现实来源然后经过变形呢？

阎：这完全是虚构的，《坚硬如水》写到的地方，就在我家门口，有那么一点地理位置上的依据。《受活》完全没有任何依据。没有背景可谈，里面重要的情节，完全来自虚构，空穴来风的真实吧。

钟：这个小说和以往小说更大的差异在何处？

阎：《日光流年》里那个村子，真正是有点偏僻的与世隔绝的一个村子。《受活》更鲜明的是一种社会意义，和现实的勾连更紧。我想表达的，是历史的混乱，完全不像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，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来，可以总结。在写作之前，我希望表达整个历史事件和社会的混乱无序。也许历史学家可以找到规律，但那也许也是虚幻的。对一般人、对作家，他的感觉完全是混乱无序的。可人们总是表达规律性的东西，放弃对混乱无序的表述。

钟：你对历史场景的展示，今人看来如此荒谬，但又是那样真实。你本人的成长记忆，是否影响了你在小说中的表达？“文革”和“文革”之前的生存，对此的重现和考问经常出现在你的许多小说里。

阎：一个作家首先要明白自己是生长在哪个阶段的人。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。中国作家有个有趣的现象，有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的，还有一批像我这样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，还有年轻的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，比较一下，你会发现，粉饰社会的，歌功颂德的，虚假现实主义的，就是像我这样年龄段的人。重要一点，我不管别人为什么，我觉得作家首先要弄明白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历史阶段，弄明白这些人会给你的写作带来什么东西。

钟：你生长的时代，给你带来了什么？

阎：首先是巨大的伤害，不说我个人，对我这代作家都是如此。它提醒了我，作为作家，我应该做什么。我应该是很清醒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，不应该混淆什么事情。

钟：你写到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发财和长寿的渴望，非常生动真实。你的小说中一直有这样活生生的和现实的血脉相连，而不会显得苍白，你怎么保持这一点？仿佛一直置身其中。

阎：我家在河南，的确就是国家级的贫困县，人均收入河南倒数第一连续二十多年。我每年回去，看到的现象，到家里来的人说的，从来都是这样的。比如贪欲。穷，由于现实的压迫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展到极限。

钟：写这个长篇的时候，你觉得困难在什么地方？

阎：怕落进误解。比如退社，党校，红罪黑罪，纪念堂，敬仰堂，这样一些东西，如何丰富起来，不落入简单化的解释，当时是我比较担心的，现在我认为完成得不够好。还有，当时我担心这个小说的人物过于少了，完全有可能使这个村里其他有名有姓的人相对丰富一点。写作当时没有意识到，完成之后才感觉到的。比如有一次我们谈到的，茅枝婆在后面性格停滞了，应该有更多的发展变化。即便是无奈，也应该有发展。

钟：每个小说都有遗憾在。你写小说累吗？

阎：对我来说，不是心理上累，是颈椎腰椎不好，两天就必须去按摩然后回来写，彻底感到力不从心，是身体上和生理上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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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链接：真实的可能与狂想的虚假:评《受活》